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本身并不直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然而，一旦人民法院为执行这些决定而作出裁定，该裁定就完全符合《刑法》第313条中“裁定”的范畴。本文将深入探讨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法律属性、入罪依据、构成要件及司法实践，解析其如何成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制对象。
一、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法律属性与界定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是连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重要桥梁。当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生效的行政决定时，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强制执行，而必须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后作出的准予执行裁定，即为行政非诉执行裁定。
1. 法律依据与界定标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一立法解释为界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裁定”范围提供了基本框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依法惩处拒执犯罪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拒执罪中的裁定，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中列举的外，还包括人民法院准予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等作出的裁定。”
2.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特征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 派生性：源于行政机关的处理或处罚决定，而非直接源于民事或刑事纠纷
- 审查性：法院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作出
- 强制性：具备与判决裁定同等的法律强制力
- 执行性：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执行性
表：行政非诉执行裁定与一般执行裁定的区别
| 比较维度 |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 | 一般执行裁定 |
|---|---|---|
| 权力来源 |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结合 | 纯粹的司法权 |
| 产生基础 | 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 | 法院的判决裁定 |
| 审查内容 | 行政决定的合法性 | 执行依据的效力 |
| 程序特点 | 非诉程序 | 诉讼程序 |
二、将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纳入拒执罪的法理基础
将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制范围，具有充分的法理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
1. 维护司法权威的统一性
人民法院作出的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都应受到同等保护。如果当事人可以随意拒不执行行政非诉执行裁定而不受刑事追究，将损害司法文书的统一权威性。 在江苏省金湖县案例中，被告人对法院准予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裁定拒不执行，将保险退保费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而非缴纳罚款，最终被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案例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各类裁定予以平等保护的立场。
2. 弥补行政强制执行的不足
行政机关缺乏直接的强制执行力，需要司法强制力的保障。将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纳入拒执罪范围，增强了行政决定的最终执行力，避免了“行政空转”的尴尬局面。
3. 实现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及《行政诉讼法》第97条，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法定途径。与此相对应，刑法理应为这一途径提供保障措施，否则将造成法律体系的内在失调。
三、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的构成要件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需满足特定要件，这些要件确保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公正性。
1. 对象要件：裁定的生效性与执行内容
入罪的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明确的执行内容。 裁定的生效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主体合格：由有权法院经合法程序作出
- 内容合法：基于合法的行政决定作出
- 程序完备：送达当事人并告知权利义务
执行内容必须具体明确，如缴纳罚款数额、拆除违法建筑的范围等。模糊不清的执行内容无法成为拒执罪的犯罪对象。
2. 主体要件：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拒执罪的犯罪主体是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通常是行政相对人，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包括协助执行义务人等。 在湖北省荆州市案例中，王某作为案外人，明知邹某负有执行义务仍提供银行卡帮助其转移资产，最终被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这一案例表明，犯罪主体不限于行政相对人本人。
3. 行为要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有能力执行是构成拒执罪的前提条件。判断是否“有能力执行”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等因素。 “拒不执行”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
- 积极抗拒：暴力威胁、转移财产等主动对抗行为
- 消极规避：隐藏行踪、虚假申报等逃避执行行为
- 变相抵制：以诉讼为名拖延执行、虚假和解等
在江苏省金湖县案例中，孙某将名下保险变更至其儿子名下，并安排退保后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而非缴纳罚款，被认定为典型的“拒不执行”行为。
4. 情节要件：达到“情节严重”标准
拒不执行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入罪。根据司法解释，“情节严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 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执行的
- 聚众闹事、冲击执行现场的
- 多次拒不执行，造成恶劣影响的
对于“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理解，浙江省的会议纪要指出：“是指行为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造成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通过执行程序无法实现判决、裁定确定的内容，既包括判决、裁定全部无法执行，也包括部分无法执行；既包括判决、裁定最终无法执行，也包括暂时无法执行。”
四、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的司法实践
近年来，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深入推进，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的案例逐渐增多，形成了有益的司法经验。
1. 典型案例分析
江苏金湖孙某拒不执行行政处罚裁定案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案例。此案中，孙某因购买无检疫证明的牛肉被处以70余万元罚款。行政处罚决定经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孙某不仅不缴纳罚款，反而将名下保险变更至其儿子名下，并退保获取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孙某变更投保人转移财产，将退保费用于其他还款的行为符合“有能力执行”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情形。尽管孙某辩称退保费用于偿还亲属债务而非个人消费，法院仍认定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终判处拘役三个月十五天，缓刑六个月。 此案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行政非诉执行裁定与法院其他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同样可能构成犯罪。
2. 证据认定标准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案件中的证据认定具有特殊性。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涉及行政决定的前置程序，证据链条较长，需要综合把握全案证据。 在孙某案中，检察机关指导公安机关调取了多项关键证据：
- 银行交易流水：证明资金流向
- 保险缴费记录：证明投保人变更事实
- 行政判决书与执行裁定书：证明执行依据的合法性
- 证人证言：证明孙某的主观故意
这种全方位的证据收集方式，为此类案件的认定提供了参考。
3. 量刑情节把握
对于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案件的量刑，法院通常考虑以下因素：
-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否故意对抗司法执行
- 拒不执行的手段方式：是否使用暴力、威胁方法
- 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 事后补救情况：是否在判决前履行义务
浙江省的会议纪要指出：“在判决宣告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这一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五、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的程序问题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涉及行政程序、执行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交叉，程序问题较为复杂。
1. 案件移送机制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案件通常涉及多机关协作。法院执行部门发现涉嫌犯罪线索后，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由法院审理。 江苏省金湖县在孙某案后，建立了联动机制：“该院联合法院、公安局共同签署《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的意见（试行）》，健全协作机制，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合力，还决定每月召开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题联席会议，加强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
2. 自诉与公诉的衔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既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也可以由申请执行人提起自诉。对于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行政机关作为申请执行人，在符合条件时也可提起自诉。 浙江省的会议纪要对自诉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对申请执行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公安机关对于犯罪事实清楚的，应当立案侦查……超过30日公安机关没有答复或者公安机关不予接受控告材料的，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六、理论争议与完善建议
尽管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已得到实践认可，但相关理论争议仍然存在，制度完善空间较大。
1. 裁定性质的理论争议
关于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司法行为说认为，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的审查是司法行为，作出的裁定是司法裁定。行政行为说则认为，此类裁定的核心是行政决定，法院只是赋予了其执行形式。 这种理论争议直接影响着对裁定性质的认定，进而影响入罪的法理基础。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司法行为说，即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行为使其具有了司法属性。
2. 证明标准的把握困难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入罪的证明标准较难把握。一方面，需要证明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 在孙某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证明“孙某在法院的行政判决和执行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后，仍变更投保人信息”的客观事实，推断其主观故意，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
3. 制度完善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入罪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 明确审查标准：统一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的审查标准，确保裁定的合法性
- 细化情节认定：出台司法解释，细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 强化程序衔接：优化案件移送机制，提高办案效率
- 加强权利保障：确保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浙江省的会议纪要已尝试建立“快速办理机制”：“被执行人在案的，侦查期限、审查起诉期限、第一审审理期限各不超过10日。”这一机制值得推广。
结语：平衡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刑事规制
将人民法院为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所作的裁定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制范围，是法治进步的体现。它既保障了行政决定的执行力，又维护了司法裁定的权威性，实现了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随着《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3号）的实施，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刑事保护机制将更加完善。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入罪标准、优化程序衔接、加强权利保障，使这一制度在法治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这一制度增强了行政决定的最终执行力；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它丰富了执行保障手段；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它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唯有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行政效能与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