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的犯罪构成，特别是执行义务产生的时间点，对于打击拒执行为、维护司法权威至关重要。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因主体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与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本文将围绕不同主体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前置行为的处理及特殊情形展开系统分析。

一、拒执罪的法律框架与执行义务的基本概念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罪名，旨在保障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力和权威性。根据《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13条的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范围，包括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为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这一解释为认定执行义务提供了法律基础。 执行义务的产生以法律文书生效为前提。判决、裁定生效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义务人应当及时履行。然而，不同类型的义务主体，其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点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各主体对裁判内容的知情程度和义务性质的不同。

二、不同主体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区分认定

在拒执罪认定中，区分不同主体的执行义务产生时间至关重要。根据主体身份及其与裁判文书的关系，可分为两大类：直接义务人和协助义务人。

1. 直接义务人：判决、裁定生效时义务产生

直接义务人包括判决、裁定中载明的被执行人、担保人以及判决确定的义务承受第三人等。这类主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其执行义务即行确定。 法律依据在于，生效裁判文书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裁判一经生效，义务人便负有履行义务，无需等待执行程序的启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1号“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明确确立了这一规则：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 在该案中，毛建文在民事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开始前转移财产的行为，被认定为拒执行为。法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不是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才产生的，而是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即产生。这一观点体现了对裁判效力及时性和权威性的保障。 直接义务人包括：

• 被执行人：判决、裁定中确定的直接义务人
• 担保人：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的单位或个人
• 义务承受第三人：判决确定需承担义务的第三人

这些主体通常参与诉讼程序或对裁判内容有充分了解，理应自裁判生效时即知晓并履行义务。

2. 协助执行义务人：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时义务产生

协助执行义务人是指并非判决、裁定的直接义务人，但持有、控制执行标的物或者具有协助执行能力的单位或个人。这类主体的执行义务始于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与直接义务人不同，协助执行义务人可能完全不了解诉讼情况和裁判内容。因此，只有在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才可认定其明知协助执行义务。 实践中，协助执行义务人主要包括：

• 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等持有被执行人资金的机构
• 登记机关：不动产登记中心、车辆管理所等办理财产登记的机构
• 用人单位：掌握被执行人工资收入的单位
• 其他持有人：持有执行标的物的单位或个人

对于协助执行义务人，执行义务的产生以正式通知为要件。未经通知，协助执行义务人无法知晓其负有的协助义务，主观上缺乏拒执的故意。 表：不同主体执行义务产生时间对比

主体类型	具体身份	义务产生时间	法理基础
直接义务人	被执行人、担保人、义务承受第三人	判决、裁定生效时	裁判的既判力和执行力
协助执行义务人	金融机构、登记机关、用人单位等	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时	程序公正和主观明知要求

三、执行义务产生前行为的性质认定与处理

对于执行义务产生前实施的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如何定性是实践中的难点。根据刑法主客观一致原则，行为时执行义务尚未产生的，不宜认定为拒执行为。

1. 不构成拒执罪的法理分析

执行义务产生前的行为不构成拒执罪，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主观要件缺失是核心原因。拒执罪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而拒不执行。在执行义务产生前，行为人缺乏对执行义务的认知，难以认定其有拒执的故意。 客观行为与义务的不匹配性也是重要考量。拒执罪的客观行为是“拒不执行”，而执行义务产生前，不存在“执行”的前提，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仅是普通的财产处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依法惩处拒执犯罪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396号体现了例外情形：在判决生效前，行为人为了逃避执行而实施隐藏、转移财产，判决生效后继续隐匿财产的，可视为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构成拒执罪。但这属于例外情况，一般原则仍是执行义务产生前的行为不构成拒执罪。

2. 可能构成的其他犯罪

虽然执行义务产生前的行为一般不构成拒执罪，但可能触犯其他罪名：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典型的替代罪名。如果行为人在执行义务产生前处置的是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则可能构成该罪。 此外，根据具体情节，还可能构成：

• 诈骗罪：通过虚假转让财产逃避债务
• 妨害作证罪：指使他人作伪证逃避执行
• 虚假诉讼罪：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

实践中，对于执行义务产生前转移财产的行为，如未构成其他犯罪，主要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债权人可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或行使撤销权，保护自身权益。

四、特殊情形下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某些特殊情形下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认定需特别规则。

1. 人民法院为执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所作的裁定

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其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具有特殊性。根据立法解释，这类裁定属于刑法第313条规定的“裁定”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义务在原法律文书（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生效时已经确定，而非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时才产生。因为原法律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然明确，义务人即负有履行义务。 实践中，执行义务人在原法律文书生效后实施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造成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应当认定为拒执行为。这一规则体现了对非诉讼程序产生的法律文书的同等保护。

2. 持续状态下的拒执行为认定

对于行为人在执行义务产生前已开始转移、隐匿财产，且该行为持续至执行义务产生后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著的《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396号精神，行为人在民事履行义务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行为状态持续至执行阶段，致使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可视为隐匿财产的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应以拒执罪处罚。 这一规则适用于：行为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转移财产，且在执行阶段继续隐匿财产，致使执行无法进行的情形。关键在于证明行为的连续性和目的的一致性。

3. 义务主体变更时的执行义务认定

实践中，义务主体可能发生变化，如公司合并分立、公民死亡等情形。此时，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需根据具体情况认定。 基本原则是：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由承继主体承担。承继主体自承继事实发生时负担执行义务，但执行义务的产生时间仍溯及至原裁判生效时。 例如，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代表拒不执行裁判的，仍可构成拒执罪。因为法人代表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其执行义务自判决生效时即已产生。

五、准确认定执行义务时间的司法意义

正确认定执行义务产生时间，对于精准打击拒执犯罪、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1. 维护司法权威与解决执行难

将直接义务人的执行义务起算点确定为裁判生效时，有助于强化裁判的权威性。义务人在裁判生效后即面临刑事制裁的风险，可有效遏制其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动机。 这一规则与解决“执行难”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将拒执行为的打击节点前移，增加了法律威慑力，促使义务人及时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

2. 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

对协助执行义务人采取“通知生效主义”，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未经通知，不认定犯罪，避免了客观归罪，保障了不知情者的合法权益。 同样，对于执行义务产生前的行为一般不认定为拒执罪，也体现了刑法的谨慎适用。这一规则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明确的行为预期，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

3. 促进法律适用统一

明确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认定标准，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近年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发布和司法解释的完善，各地法院在认定拒执罪时的标准日趋统一。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细化了拒执罪的认定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结语

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认定，是拒执罪司法实践中的关键环节。区分不同主体适用不同标准，既体现了对司法权威的维护，又贯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直接义务人自裁判生效时负担执行义务，协助执行义务人自收到通知时负担执行义务，这一区分认定规则符合法理且切合实际。 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执行义务产生时间的认定规则将进一步完善。立法机关可考虑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形式，进一步明确特殊情形下的认定标准；司法机关应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不同主体的义务产生节点，做到不枉不纵；市场主体则需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 唯有准确认定执行义务产生时间，才能充分发挥拒执罪的功能，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主义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