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作为核心决策主体，其履职行为直接关系到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新《公司法》的实施进一步扩张和明确了董事的法律义务与责任边界，同时强化了对董事履职的全流程监督。然而，司法实践中董事因履职不当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分甚至刑事责任的案例频发，凸显了董事法律风险的严重性。本文就董事法律风险的类型与成因进行梳理，供广大的董事朋友们了解履职风险并做好风险防范。
一、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风险：利益冲突中的责任红线
忠实义务是董事对公司的核心信义义务，其核心要求为“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旨在防范董事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明确规定，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此类风险主要集中于如下行为。
1.关联交易与自我交易的合规风险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董事未履行第一百八十二条程序的关联交易，若同时存在价格不公允、损害公司利益情形，公司可主张交易可撤销或要求赔偿。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不禁止公允关联交易，仅规制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此类交易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披露+批准”的双重程序保障与”价格公允”的实质要求。董事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若未履行法定披露义务或交易价格显失公允，即构成义务违反。例如某上市公司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促使公司以高于市场价30%的价格向其控股的关联企业采购原材料，最终不仅需将关联企业所得差价返还公司，还因造成公司损失承担了赔偿责任。实践中，法院对关联交易的审查重点在于程序合规性与价格公允性，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往往直接被认定为违规。此外，即使履行程序（即程序合规），若交易价格显著偏离市场公允值，仍可能被认定为义务违反。
2. 侵占公司商业机会与竞业限制的违约风险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若董事擅自利用公司商业信息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交易机会，需承担全部收益返还责任。司法实践中，“公司商业机会”的认定需满足三个要件：与公司经营活动直接相关、公司具有现实可得性、董事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例如某科技公司董事在任职期间，暗中利用公司核心客户资源设立同类竞争企业，获取利润200余万元，法院认定其侵占公司商业机会，判决其将全部收益归入公司，并赔偿公司客户流失造成的间接损失。值得注意的是，竞业限制的认定则采”实质参与标准”，即使未担任竞争企业职务，仅提供决策支持等实质性帮助，仍可能构成违规，被认定为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3.财产侵权行为的刑事追责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董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最高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董事作为公司管理者，无论是索取或收受商业贿赂，还是接受公司违规发放的经费，均构成忠实义务的违反。例如某村镇银行董事董某某收受30万元违规董事会经费，虽具有自首情节且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仍以职务侵占罪获刑。再如某公司外部董事徐某明知他人意图挪用公司资金，仍积极草拟虚假合同提供帮助，最终以挪用资金罪共犯被判有期徒刑四年。此类案例表明，即使董事未直接损害公司利益，只要收受利益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即可能触发刑事责任。
二、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风险：履职懈怠的责任后果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对勤勉义务作出立法定义，勤勉义务要求董事“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确立了”主观善意+客观合理注意”的双重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对勤勉义务的认定需结合董事的履职能力、专业背景等综合判断，常见风险集中于三个维度。
1.决策失误与监督失职的赔偿风险
勤勉义务要求董事对董事会决议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形式上的签字确认。董事在参与董事会决策时，若未对议案内容进行审慎审查即签字确认，需对决策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已从”是否违反法规章程”的形式审查，转向”是否尽到合理注意”的实质审查。对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是，即使外部董事不参与日常经营，仍负有对重大事项的监督义务，仅有口头提醒而无实质举措的，不足以构成免责。康美药业案中，独立董事因未发现公司巨额财务造假，被判承担亿元连带赔偿责任，更是确立了“专业注意义务与责任相匹配”的裁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董事的注意义务标准存在差异：内部董事需承担更高的经营判断注意义务，外部董事则侧重监督审查义务，但均不得以”非专业”为由免责。
2.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法定责任风险
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 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明确规定董事会负有股东出资核查与催缴义务，若董事会未及时履行义务造成公司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需承担赔偿责任，此规定将董事责任与资本充实原则直接挂钩。例如斯曼特公司案中，最高法改判三名董事在未尽催缴义务的过错范围内，对公司10%的损失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董事必须采取书面催缴等有效措施履行催缴义务，若仅以”已提醒”为由未采取实质行动的，则构成义务违反。实践中，董事需建立”定期核查-书面催缴-及时报告”的全流程机制，对出资瑕疵股东的财产状况进行持续跟踪，否则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清算义务不履行的赔偿责任风险
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若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董事未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或灭失的，需对公司或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某贸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董事未及时组织清算，致使公司核心财务资料灭失无法进行债权清收，法院最终判决董事对公司200余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此类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即使董事对公司解散无过错，仅因未履行清算义务即需承担责任。
三、特殊类型董事的法律风险
新《公司法》首次明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过半数为外部董事，但未区分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责任边界，加之影子董事制度的建立，以及常见的挂名董事，使特殊类型董事面临更为复杂的履职风险。
1.外部董事的履职风险
外部董事因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督手段有限、资源调动能力有限等履职障碍，但司法实践对其责任认定存在分歧。上海某案件中，法院以外部董事“非财务专业+所涉事项超出职责范围+经中介机构审核”为由认定外部董事免责；但多数案件中，法院认为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责决定其需具备必备专业知识，仅依赖中介机构审核不足以构成免责事由。这种分歧导致外部董事陷入“履职难、免责更难”的困境。需要注意的是，积极监督缺乏有效手段或消极签字均可能承担责任，尤其是国有独资公司外部董事，因法律对其勤勉义务标准未作特别规定，面临更高的履职风险。
2.影子董事的连带责任风险
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确立了影子董事制度，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从事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时，需与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影子支配”的认定需满足”经常性指示+董事实质服从”要件。部分控股股东虽未担任董事职务，却通过指令直接决定公司重大决策，此类行为一旦造成损失，即便董事仅为执行者，仍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同担责。例如某控股股东指示董事违规进行资金拆借，导致公司500万元资金无法收回，法院判决董事与控股股东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挂名董事的责任风险
挂名董事的风险则源于”身份法定性”，法律不认可”未实际履职”的免责主张。部分自然人因亲友请托等原因担任挂名董事，未实际参与公司治理，但法律层面并不认可“挂名”作为免责事由。例如某餐饮公司挂名董事在公司非法集资案中，虽未参与决策也未获利，但因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仍被法院认定未尽勤勉义务，对投资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此类案例表明，董事身份一经登记即产生法定义务，挂名需承担与实质履职相同的责任风险，仅以“挂名”为由主张免责难以得到司法支持。
四、风险防范路径
面对新《公司法》下的责任强化趋势，董事需构建”认知-流程-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实现合规履职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
1.强化义务认知，破除认知误区
董事应系统学习新《公司法》关于忠实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定，摒弃“不签字即无责”、 “非专业可免责”和“挂名不担责”这三大认知误区。注意：“不签字即无责”，消极回避表决可能被认定为履职懈怠；“非专业可免责”，外部董事仍需承担基本注意义务；“挂名不担责”，身份登记即产生责任。
董事应根据自身专业背景明确履职边界，对超出专业能力的事项主动要求提供补充说明或聘请独立顾问，避免因“不懂而签字”承担责任。同时，需建立风险预判意识，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高危事项保持审慎态度，必要时行使否决权并留存书面记录。
2.规范履职流程，建立留痕机制
在决策环节，董事应坚持“审慎审查、书面记录”原则，对董事会议案中的财务数据、法律风险等进行实质性审查，对疑问事项要求管理层书面说明并记入会议纪要；在监督环节，针对股东出资情况建立定期核查机制，发现出资瑕疵及时发出书面催缴通知并留存证据；在清算环节，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应立即启动清算程序，若存在阻力需及时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避免因拖延履职担责。
3. 完善保障机制，分散风险压力
公司应依法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降低民事赔偿、行政罚款等风险。尤其是对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可通过提高保险金额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当董事面临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当指示时，应书面拒绝并向监事会或监管机构报告，留存相关证据以防范连带责任风险。若因履职行为被起诉，应积极举证证明已尽勤勉义务，例如提供会议记录、审查痕迹、专业咨询意见等，争取免责或减轻责任。此外，可以通过章程明确董事履职的授权边界与责任豁免情形，在法律框架内合理限定责任范围。
结语
新《公司法》下的董事法律风险，本质是公司治理现代化对”权力-责任”匹配性的必然要求。从忠实义务的利益冲突防范，到勤勉义务的审慎履职要求，再到特殊场景下的责任边界，董事的每一项履职行为均被纳入法律规制范畴，每一项决策与行为都可能触发法律责任。康美药业案的巨额赔偿与斯曼特案的再审改判，均警示董事需摒弃“重荣誉、轻责任”的认知，树立“履职即担责”的风险意识。唯有通过强化义务认知、规范履职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才能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履职风险的有效防范，为公司治理合规化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作者：盈科吴青青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