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外商投资企业减资退出过程中，当减资款高于实缴注册资本（即“溢价减资”）时，境外股东往往面临外汇管制限制，无法将超出部分汇出境外。本文以一则某离岸注册公司委托其唯一股东（某境外自然人）代收减资款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溢价减资的外汇管理依据、非居民企业扣缴义务人的风险、委托代收安排在中国法及离岸地法下的合法性，并提出了一套兼顾合规性与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旨在为同类跨境股权退出交易提供实务参考。

关键词：

溢价减资；外汇管制；源泉扣缴；委托代收；一人公司

问题的提出

近期，一家境内外资企业（下称“目标公司”）的股东——注册于某离岸金融中心的某境外公司（下称“境外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兼董事某境外自然人（下称“代收人”）计划通过“定向减资+股权回购”方式退出目标公司。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及退出框架协议》，目标公司应向境外公司及代收人支付合计约定价款的股权回购款。减资公告期满后，目标公司以“税务申报未完成”“付款路径不合规”为由拒绝付款。境外公司因溢价减资（减资款高于其实缴注册资本）无法通过银行将款项汇至境外账户，遂提出委托代收人代收其应占有的款项。

这一案例集中暴露了外商投资企业溢价减资退出中的三大法律难题：其一，外汇管理局对减资所得汇出境外原则上仅限于实缴注册资本，溢价部分无法汇出；其二，目标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若将款项支付至境内个人账户，可能面临未依法履行源泉扣缴的风险；其三，境外公司委托境内个人代收款项的授权效力及清偿效力在跨境背景下存在不确定性。

本文试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上述难题寻找一条合法、合规且可操作的解决路径。

溢价减资的外汇管制障碍

（一）规范依据：《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4年版）》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24年发布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汇发〔2024〕12号）第7.2.3.2条第（3）项明确规定：“减资变更登记时，减资所得金额（可汇出境外或境内再投资）原则上仅限于减少外国投资者实缴注册资本，不包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其他所有者权益；减资所得用于弥补账面亏损或调减外方出资义务的，减资所得金额应设定为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境外投资者利用减资渠道变相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留存收益以“减资”名义汇出境外，规避正常的股息、红利外汇管理。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外资企业经过多年经营，其净资产已远超原始注册资本，溢价减资成为常态。上述规定直接导致境外股东无法通过常规减资路径收回超出实缴注册资本部分的投资回报。

（二）本案中的适用困境

境外公司在目标公司中的实缴注册资本较低，而本次回购价款系以目标公司截至某一基准日的净资产为基准确定，远高于其原始出资。根据汇发〔2024〕12号，银行在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时，只能批准与实缴注册资本等额的减资款汇出境外，溢价部分不予批准。这正是目标公司及境外公司咨询多家银行后均被告知“无法操作”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该限制仅针对“汇出境外”环节，并不禁止减资款以人民币形式在境内完成支付。这一理解成为后续设计境内代收方案的法律基础。

扣缴义务人的困境与出路

（一）目标公司的法定扣缴义务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7条，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权转让所得，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7号）第2条进一步规定，支付人自行委托代理人或指定其他第三方代为支付相关款项的，仍由委托人承担扣缴义务。

在本案中，目标公司无论将款项付至境外公司账户还是代收人个人账户，其扣缴义务人地位均不改变。若其未依法预扣税款，可能面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的“应扣未扣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二）代收安排下的扣缴义务履行

在代收方案下，目标公司可以在支付回购款时，依法预扣境外公司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通常为股权转让所得的10%）以及代收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20%），将余额支付至代收人账户。这一操作完全符合税法规定：扣缴义务的核心是税款是否足额、及时缴纳，而非付款路径。

为进一步消除目标公司的顾虑，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在支付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告知付款路径的特殊安排并取得其认可；

2. 保留完整的预扣税款凭证及申报记录；

3. 如目标公司仍不放心，可由境外股东自行申报纳税，并向税务机关申请免除目标公司的扣缴义务（需经税务机关批准）。

委托代收安排的合法性论证

（一）中国法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5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境外公司出具书面、不可撤销的《委托收款授权书》，授权代收人代收其应占有的回购款，完全符合委托代理的构成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委托代收股权转让款的安排已被法院认可。例如，在某地法院审理的一起返还不当得利纠纷案中，法院认定付款方向代理人付款即构成对委托人的有效清偿。这一裁判逻辑同样适用于减资款的代收安排。

（二）离岸地公司法下的授权效力

境外公司系依据其注册地《国际商业公司法》注册成立的一人公司。根据该法相关条款：

一人董事即董事会，拥有董事会全部权力；

公司可通过书面文书授权任何人作为其代理人，该授权在注册地境内和境外均有效；

董事有权管理公司全部业务和事务。

代收人作为境外公司的唯一股东（100%持股）及唯一董事，委托本人代收公司款项，在该离岸地法律下完全合法有效。该授权无需经过公证认证，书面文件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代收安排不违反外汇管理规定

有观点认为，《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居民个人不得以自身名义为机构办理外汇收付”，因此代收人代收构成违规。然而，该条文的规制对象是“外汇收付”，即涉及外币或跨境收付的行为。本案中，代收人代收的是人民币款项，资金始终在境内流转，不涉及购汇、付汇、跨境汇出等环节，因此不适用该规定，且该办法已经失效。

国家外汇管理局某省分局对类似问题的官方咨询回复也未明确禁止此类代收安排，而是引导至属地分局进一步咨询，说明政策层面存在操作空间。

合规方案设计与实务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步走”合规方案，已在案例中成功应用：

实务建议：

1. 提前与外汇局沟通：向所在地外汇分局说明溢价减资的客观困难及代收安排的合法性，争取书面认可或备案。

2. 保留完整证据链：包括协议、授权书、承诺函、税务申报凭证、银行沟通记录等，以备未来合规审查。

3. 考虑风险兜底：境外股东及代收人出具不可撤销的赔偿责任承诺，必要时引入第三方律师担保，以消除付款方的顾虑。

4. 备选方案：如代收方案仍被拒绝，可考虑“资本公积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后平价减资”路径，但需重新履行内部决议及公告程序，时间成本较高。

结论

外商投资企业溢价减资退出过程中，境外股东因外汇管制无法将超出实缴注册资本的部分汇出境外，是当前跨境交易中的普遍性难题。本文所分析的案例表明，通过“境外公司委托境内唯一股东代收人民币款项+依法预扣税款+完整授权链”的安排，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找到一条合法、合规且成本较低的解决路径。

该方案的核心逻辑在于：将资金以人民币留在境内，不触发外汇汇出的限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确保清偿效力；通过依法扣缴税款满足税务合规要求。这一思路对于同类跨境股权退出交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具体操作仍需根据各案实际情况，提前与外汇、税务主管机关沟通，并在专业律师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合规无虞。

（本文作者：盈科蒋路生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