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监护安排既关系其日常生活照料，也关系财产管理、医疗同意、入学安置等重大事项。父母健在且具备监护能力时，监护关系通常不会引起争议。一旦父母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因为服刑、重病、失联、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原因不再具备监护能力，由谁接续担任监护人，往往成为亲属之间、基层组织与行政部门之间争论的焦点。民法典第二十七条在确认父母第一顺位监护人地位的同时，按照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经有关组织同意的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的顺序，划定了替补监护人的范围。该条既是一份顺位清单，也是一套以未成年人利益为中心的筛选机制，其适用效果取决于对“监护能力”和“同意程序”的准确把握。
一、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基础地位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该规定属于法定监护，其效力直接来源于法律，不以亲属之间的协商或者有关组织的指定为前提。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一义务与监护人的职责相互衔接，构成未成年人成长最基本的生活和法律保障。
父母监护的优先性建立在亲子关系与日常照护的紧密联系之上。通常情况下，父母最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健康需求和受教育安排，由其担任监护人最符合未成年人利益。因此，只要父母健在且具备监护能力，其他近亲属即便在情感上或者经济上对未成年人有所照护，也不会因为实际照料而自动取得监护人的法律地位。其他亲属代为照看、临时接送或者垫付费用，性质上属于协助或者委托照护，并不改变父母的监护人身份。
需要把握的是，父母的监护权与监护职责是一个整体。父母不能以放弃监护权为由推卸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保护义务，也不能擅自把监护职责全部转移给他人而不作必要安排。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的制度价值，恰在于当父母这一层保护缺位时，由法律预先设定后续人选和筛选标准，避免未成年人陷入无人监护的状态。
二、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认定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前提，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实务中，这一前提是否成立，直接决定替补监护人能否进入顺位审查。认定时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情形，分别把握其审查重点。
（一）死亡与宣告死亡的认定
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自然死亡的，户籍注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等材料可以作为基本依据。父母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根据民法典关于宣告死亡的规定，其法律效果与自然死亡相同，同样可以使未成年子女进入替补监护的顺位审查。
例如，实务中常出现父母在事故中失踪、长期下落不明的情形。此时，亲属不能仅凭口头推测认定死亡，而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申请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在宣告死亡之前，父母的监护人身份并未当然消灭，只是客观上难以履行监护职责，相关事项通常需要通过委托照护、临时监护等机制先行处理。
（二）没有监护能力的审查因素
“没有监护能力”是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核心概念，也是实践中最容易产生分歧的环节。监护能力并非单纯由亲属关系或者年龄决定，而应当结合监护人的身心状态、经济状况、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条件以及是否存在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综合判断。
从实务处理看，审查通常围绕以下因素展开。其一身心健康状况，父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处于植物状态或者长期丧失辨认能力，客观上无法照料未成年人，可以认定为没有监护能力。其二人身自由状况，父母因犯罪被判处长期自由刑、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且短期内无法回归家庭的，通常难以实际履行监护职责。其三经济与照护条件，父母长期无固定居所、无稳定收入且缺乏基本照护安排，致使未成年人处于事实上的失管状态，也需要纳入考量。
其四是否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形。父母曾经实施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或者存在遗弃、虐待、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等情形，即使具备经济能力，也应当从严评价其监护能力。需要强调的是，暂时性的经济困难或者短期外出务工，通常不足以否定父母的监护能力，而是应当通过委托照护等方式解决。例如，父母外出务工将子女交由祖父母照看，属于委托照护，父母的监护人身份依然保留，不能据此认定父母没有监护能力。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兄、姐的顺位规则
当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时，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列举了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的三类主体。顺位的设定，既尊重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兼顾照护能力和与未成年人的生活联系。需要注意的是，顺位并不是绝对的权利排序，其运行始终受到“有监护能力”这一前提条件的限制。
（一）第一顺位是祖父母、外祖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替补监护人。将祖辈置于顺位之首，主要考虑其与未成年人之间较为紧密的血缘联系、生活照料的经验，以及在父母缺位时承担抚养职责的现实可能。父系与母系的祖辈处于同一顺位，法律没有在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之间再作先后区分。
同一顺位存在多名人选时，应当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角度确定具体人选。法院或者有关组织通常会综合考量各方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居住环境、与未成年人已有的情感联系以及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例如，未成年人长期随外祖父母生活、熟悉当地学校和社区，而祖父母年事已高且居住异地，此种情形下由外祖父母实际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维持未成年人的生活连续性。
（二）第二顺位是兄、姐
兄、姐属于第二顺位的替补监护人。此处的兄、姐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也通常涵盖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以及养兄弟姐妹。担任监护人的兄、姐本身应当具备监护能力，一般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或者虽为十六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
兄、姐的顺位在祖辈之后，并不意味着祖辈当然优先于兄姐承担照护责任。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年迈多病、缺乏照护条件，而成年兄、姐具备稳定收入和居住条件并愿意承担监护职责，实践中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指定程序由兄、姐担任监护人。顺位规则的落脚点在于未成年人利益，机械按照纸面顺序挑选并不稳妥。
（三）“有监护能力”对顺位的影响
“有监护能力”是进入顺位审查的门槛。顺位在先的人如果不具备监护能力，应当顺延至下一顺位，而不能保留名义上的监护资格。例如，祖父母均已高龄且身患重病、无力照料未成年人，虽然其顺位在先，也不宜担任监护人。
判断个体是否具备监护能力，与前述对父母监护能力的审查思路基本一致，同样应当考察身心状态、经济状况、照护条件以及与未成年人的联系。实践中，是否具有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是否存在赌博酗酒等明显不良习性、是否长期与未成年人缺乏联系，都会影响监护能力的认定结论。
四、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的同意程序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方可担任监护人。该规定设置了一道程序性门槛，其目的在于防止与未成年人缺乏稳定联系的人随意取得监护资格，也便于基层组织和民政部门对监护安排形成必要监督。
“愿意担任”与“依法取得监护人资格”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愿意担任只是主观意愿的表达，只有经过法定同意程序，才能取得监护人资格。这里的“其他个人”通常指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之外的亲属或者与未成年人有稳定联系的人；“组织”可以包括依法设立的社会组织、福利机构等主体。
同意机关的范围包括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民政部门，三者之间并非必须逐级办理。具体由哪一机关受理，通常与未成年人的实际居住状况、户籍登记和当地工作分工相关。例如，未成年人随姑姑在城市长期生活，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了解其生活状况，由该居民委员会出具同意意见较为妥当；如果未成年人处于事实无人监护状态，民政部门则可以结合实际需要介入并作出安排。
实务中应当注意，第三项主体的同意程序不能通过亲属之间的私下约定替代。亲属之间签署的照护协议，可以作为意愿和能力的证明材料，但不能免除向法定机关申请同意的必要环节。未经同意而实际照料未成年人，可能形成事实照护关系，却不足以取得完整的监护人身份，重大医疗、财产处分和入学安置等事项仍可能遭遇障碍。
五、监护顺位适用中的常见争议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提供的是确定监护人的基本框架，具体案件中的人选争议往往更为复杂。亲属之间对监护安排的争执，既涉及顺位规则的理解，也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实质判断。以下三类争议在实践中较为典型。
（一）顺位在先的人不愿意或者无力担任
顺位在先并不意味着必须担任监护人。有监护能力且愿意担任的人选，通常优先于顺位在后的人选；顺位在先的人明确不愿意担任，或者经审查不具备监护能力的，可以顺延至下一顺位。例如，祖父母明确表示年事已高、无力照顾，成年兄、姐具备照护条件并愿意承担监护职责，此种情形下由兄、姐担任监护人具有正当性。
需要警惕的是以顺位为由争夺未成年人财产控制权的情形。当未成年人名下存在房产、存款、保险金或者大额赔偿款时，部分亲属的监护意愿可能掺杂财产动机。审查时应当把未成年人的照料需求置于首位，必要时可以通过财产代管监督、定期报告等方式防范监护权被滥用。
（二）同一顺位内部的人选争议
同一顺位存在多名适格人选时，单纯依据年龄长幼或者亲属称谓先后作出选择缺乏依据。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从未成年人生活连续性出发，选择与其既有生活、学习和情感联系最为密切的一方。对于年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根据其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其真实意愿。
例如，未成年人父母去世后，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均主张监护权。若未成年人自幼随外祖父母生活并就读当地学校，由外祖父母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其成长；若双方条件相当且争议激烈，则可以通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指定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解决，避免未成年人在争执中被反复转移。
（三）顺位规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关系
顺位规则是确定监护人的重要指引，但不是封闭的排序公式。民法典在规定监护人范围和顺位的同时，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当顺位规则的机械适用可能损害未成年人利益时，应当回到未成年人利益本位作出判断。
例如，顺位在先的祖父母具备一定经济条件，但长期与未成年人关系疏离，且其家庭环境存在明显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因素；顺位在后的成年兄、姐虽条件一般，却与未成年人感情深厚并能提供稳定照料。此时，是否完全依照字面顺序确定监护人，需要结合监护能力、照护条件和未成年人意愿综合衡量。顺位规则的规范意旨，在于为未成年人利益提供可预期的筛选秩序，而非取代利益判断本身。
六、与顺位规则配套的指定、临时监护与监护资格撤销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不是孤立条文，它与指定监护、临时监护、监护资格撤销等制度相互衔接。理解这些配套规则，有助于在监护人难以确定或者监护关系出现问题时找到妥当的处理路径。
对监护人的确定存在争议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指定监护人之前，如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可以由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仍然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抚养费用。除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犯罪等情形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申请并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民政部门的角色在替补监护中尤为关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的情形，包括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等。当亲属范围内确实不存在适格人选时，监护责任应当由民政部门或者具备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承担，避免出现监护真空。
七、监护顺位与监护能力的实务对照
为便于理解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的适用层次，可以将常见情形归纳如下。
父母健在且有监护能力：父母为法定监护人，其他亲属的照料属于协助或者委托照护，不改变父母监护人的法律地位。
父母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进入替补监护顺位审查，依次考察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其他经同意的个人或者组织。
父母无监护能力：需结合身心状态、人身自由状况、经济与照护条件以及是否存在严重侵害权益情形综合认定，短期务工、暂时困难一般不足以否定监护能力。
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一顺位，父系与母系祖辈不再区分先后；同顺位多人时以未成年人利益和真实意愿为选择标准。
兄、姐：第二顺位，通常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具有实际照护条件；顺位在先者不具备能力时可以顺延。
其他个人或者组织：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私人协议不能替代法定同意程序。
存在争议或者监护缺位：通过指定监护、临时监护解决；父母侵权严重的，可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并另行指定，但抚养费用义务不因此免除。
综上所述，民法典第二十七条以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并在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时，按照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经有关组织同意的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的顺序确定替补监护人。该条的适用，需要先审查父母监护是否缺位，再审查具体人选是否具有监护能力，最后结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和未成年人真实意愿确定最终人选。顺位规则提供了可预期的筛选秩序，但对监护能力的实质审查、对同意程序的严格遵守，以及对指定监护、临时监护和监护资格撤销等配套制度的衔接运用，才是避免未成年人陷入监护真空、防止监护权被滥用的关键。办理此类事务时，应当尽早固定死亡、失能、失联、照护条件等事实证据，及时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申请同意或者指定，必要时通过诉讼程序明确监护关系，使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和财产管理处在稳定、可追溯的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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