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两个具体案例，探讨了对因职务行为而知道案情的证人进行身份审查的重要性。文章指出，证人基于职务身份所作的证言，若其职务身份无法证实，则其真实性存疑，尤其在证人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时，更应审慎采信。作者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从质证技巧的角度提出，通过对证言的真实性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质疑，从而更好地实现有效辩护。
关键词：言词证据、质证技巧、 刑事辩护
一 、《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基于职务行为而知道案情，其证言的真实性就取决于其职务身份的有无。如果职务身份不明，其证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足为凭。
二、2025年笔者办理的两个案件中，就遇到过这一类问题。
案例一：
一起开设赌场案的一审判决书（第321页）认定：“某市公安局民警王某称，‘百家乐’赌场是当地最大的赌场，开了四个月，有一次其带队到该赌场抓获200多名参赌人员。”
可见，王某的证言是原审法院的定案根据。
笔者提出，王某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首先，王某以警察身份作证，但其警察身份并未得到证实；
其次，即使其警察身份得到证实，也应当提供出警记录证明实际发生的警务执法行为，毕竟“抓赌”是职务行为；
最后，证人王某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冲突，采信其证言应当更加慎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该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证人王某与上诉人陈某某曾是生意伙伴，后因合作不愉快而分手。关于这一事实，原审判决书（第86页）引用了王某本人的证言：“上诉人与我父亲合开一家典当行，名字叫通洋典当。”
证人王某在其询问笔录中亦确认自己与上诉人陈某某的利益纠葛。
部分笔录：
问：你和上诉人陈某某是什么关系？
答：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后面关系闹翻了。
问：讲一讲上诉人陈某某的发家史。
答：1999年底，因为上诉人在典当行合作过程中，账做的有猫腻，我父亲就跟他闹矛盾，我也跟陈某某闹矛盾了。
综上，证人王某基于其职务身份作证，鉴于其职务身份并未得到证实，并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故其证言依法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案例二：
2025年间笔者办理了一起受贿案，起诉书指控受贿人的受贿数额是1084万元，其中受贿款30余万元于2019年至2025年初期间，用于在一家足浴店消费。公诉人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是该足浴店一名收银员的询问笔录。
笔者仍从质疑收银员的职务身份角度质疑其证言的真实性：
- 既然使用该收银员的证言，就必须提供其任职场所的营业执照，以证明该足浴店的客观存在，提供劳动合同以证明该员工具有收银员身份；
- 如果该人是该足浴店的收银员，则应证明其在2019年至2025年初一直在岗工作；
- 鉴于2019年至2025年期间发生了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因此还应证明，该店在新冠疫情期间正常营业。
如无这些证据，则该收银员证言的真实性存疑。我们决不能根据这一孤证，直接认定受贿人挥霍赃款30余万元用于足浴。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辨认程序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监察机关采取监察措施，依法需要见证人在场的，应当邀请合适的见证人在场。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见证人：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未成年，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
（三）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其聘用的人员；
（四）依法协助监察机关采取监察措施的工作人员。
调查人员组织一次辨认活动，由该收银员指认被告人就是足浴店的消费者，但辨认程序的见证人身份不明，故依法不应采信该份辨认笔录。
- 该辨认笔录虽然记录有两名见证人，但并未附有他俩的身份证复印件，故两名见证人身份不明。见证人的作用本是证明程序的合法性，如果见证人身份不明，又如何保证辨认程序的合法性？且本案辨认笔录只有一名见证人签名确认。
- 见证人身份不明，既无法判断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无法判断其是否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更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三、质证技巧的底层逻辑还是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善于不断追问一个问题的前提。证人基于职务行为而作证，与其直接否定此类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如变换视角，质疑其职务身份。如果证人的职务身份无法证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则存疑，这种釜底抽薪的质证技巧有时反而更容易实现有效辩护。
（本文作者：盈科谭淼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北京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