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新《公司法》下公司治理的规则重构与挑战
“资本多数决”作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长期为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提供了制度温床，导致小股东陷入维权与退出困难的双重困境。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以股权回购制度为重要突破口，系统回应了公司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推动治理模式由“控制优先”向“权利制衡”转变。新法第89条第3款首次将“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明确列为法定回购事由，为小股东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救济路径。
这一制度变革不仅完善了小股东的退出机制，更通过引入司法干预和经济约束，促使控股股东行为趋于规范，助力形成双向制衡的治理新格局。以Y公司案为例，控股股东通过资金转移与治理权剥夺等手段严重侵害小股东利益，新法下的股权回购制度为此类系统性滥权提供了有效纠偏机制。然而，新制度在实践中的落地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严重损害”的认定标准、回购定价机制、章程自治空间等亟待进一步明确。本文将以Y公司案为切入点，系统分析股权回购制度对公司治理的结构性影响，并探讨其优化路径与实施挑战，以期为新法背景下的公司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一、新《公司法》下股权回购制度对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
新《公司法》引入股权回购制度，不仅为小股东提供了退出路径，更深刻推进了公司治理的权力格局从“控股股东独裁”向“权利动态平衡”的转向。这又将如何重塑公司治理生态？以下结合实务案例展开分析。
一是从“控制优先”到“权利平衡”的治理理念转变。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控股股东“一家独大”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在原《公司法》框架下，控股股东常凭借资本优势垄断公司决策，小股东缺乏有效的制衡与退出机制。以笔者代理的Y公司案为例，控股股东L公司通过“即转即走”式资金转移（1600万元贷款当日转入关联公司）、长期拒绝召开股东会等手段，系统性剥夺小股东Y公司的知情权与表决权。此类行为暴露了传统治理模式下两大缺陷：1.权力行使无边界。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将公司视为“私人领地”，例如L公司未经决议即实施关联交易；2.小股东制衡手段缺失。旧法下，小股东仅能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等成本高昂的途径维权，且难以实现彻底退出。新法的理念革新：以回购制度重构权力生态。新《公司法》第89条将股权回购与“控股股东滥权”直接挂钩，其核心价值在于回购制度大幅提高控股股东的滥权成本，迫使控股股东在决策时兼顾小股东利益，倒逼控股股东履行诚信义务。同时，由于回购法规的存在，公司面临回购风险，促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主动完善财务披露机制。推动治理模式向“合作共赢”转型：通过赋予小股东“退出权”，新法间接促使控股股东重视协商而非压制，形成权力制衡的良性循环。
二是股权回购对控股股东行为的约束效应。滥权行为的经济成本：法律风险与财务压力的双重威慑。股权回购制度本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段约束控股股东行为。首先是法律风险显性化与财务压力加剧。一旦滥权行为被认定，就可能导致股权回购的触发。例如，Y公司案中，L公司若被判决回购Y公司40%股权，可能面临巨额资金支出。回购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甚至触发控股股东个人责任（如人格否认情形）。实践中，控股股东往往为规避回购风险，会主动停止资金侵占或挪用的行为。在笔者参与的另一起类似案件中，控股股东因担心小股东提起回购诉讼，主动采取以下措施，如完善信息披露：定期向小股东开放财务系统，避免因“财务不透明”触发回购；规范决策程序：重大交易前召开股东会讨论，规避“程序违规”风险。这一转变正印证了新法通过经济杠杆推动公司治理规范化的实效。
三是对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激励作用。退出机制完善：从“消极沉默”到“积极制衡”。旧法下，小股东常因维权成本过高选择“用脚投票”或被动忍受。新法赋予的股权回购权显著改变了这一局面。维权信心增强：明确的退出路径降低了小股东维权顾虑。例如，Y公司案中，股权回购条款成为Y公司谈判的重要筹码；间接促进治理参与：小股东因“有退路”而更敢于发声。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小股东利用回购请求权往往会迫使控股股东接受其提名董事人选。
股权回购制度绝非简单的退出机制，而是通过“权利、责任与利益”的再分配，推动公司治理从“控股股东中心主义”向“多元利益平衡”转型。从Y公司案到类案实践可见，新法正在逐步扭转“资本强权”的惯性思维，但其全面落地仍需配套规则的细化与司法实践的积累。未来，公司治理的优化需进一步融合法律强制与章程自治，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共赢。
二、新法背景下公司治理的实践要求与体系优化
新《公司法》虽为遏制控股股东滥权提供了制度工具，但法律条文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若缺乏配套机制和公司内部的自我革新，股权回购制度可能沦为“纸面权利”。结合Y公司案暴露的治理缺陷可知，探讨通过合规义务强化、章程自治升级和第三方监督引入等方式，构建“预防、制衡及救济”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紧迫且必要。
一是控股股东的合规义务强化。 首先，从“暗箱操作”到“阳光治理”，实现决策程序透明化。重大事项的刚性程序要求。新法背景下，控股股东在关联交易、大额资金调拨（如Y公司案中的1600万元转款）等事项上，必须履行股东会决议及信息披露义务。实务中可推动建立“未披露+无正当商业目的=推定滥权”裁判规则的建立。 电子化留痕管理。建议公司建立决策电子存档系统，对股东会通知、表决结果等全程留痕，避免Y公司案中“拒绝召开股东会”的争议重现。破解“财务黑箱”困局，建立财务信息共享机制。章程约定与法律强制双轨并行。除法定披露义务外，可在章程中约定：控股股东需按月提供银行流水、季度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Y公司《合作协议》缺失此类条款的教训）。“共管账户”等实操工具。对资金流动性强的企业，可要求公司核心账户由小股东指定人员联合签章。
二是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的自治功能升级。一方面，预设回购触发条款，将规则制定于冲突发生前。量化标准与定性标准结合。可建立类似的示例条款：“控股股东存在以下行为之一，小股东可启动回购：连续24个月不提供完整财务资料；单笔关联交易超过净资产20%且未获股东会批准”。价格形成机制前置。可约定按“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值的120%”或“第三方评估价孰高”确定回购价格，避免Y公司案中的定价僵局。另一方面，设立治理权分配的“黄金股”条款。关键事项一票否决权。对资产处置、章程修改等事项，可赋予小股东否决权（如Y公司若持有此类权利，可阻止1600万元异常转款）。人事权的制衡设计。约定财务总监由小股东推荐或设置小股东委派的“观察员”席位。
三是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是强制审计制度，给“任性”的控股股东戴上镣铐。可设定审计触发情形，对以下事项强制引入四大所级别审计：控股股东主导的关联交易；年度利润分配率为零时的财务状况（针对Y公司案中“盈利不分红”问题）。设定审计费用承担机制：约定由公司承担审计费，但若发现控股股东滥权则向其追偿。另一方面，是独立董事/监事会的赋能。调查权与提案权升级。赋予独董/监事会以下权力：直接聘请审计机构；向法院申请冻结涉嫌违规资金（如能应用于Y公司案，可及时阻止1600万元流失）。免责条款保护。章程可明确独董/监事依善意履职的免责条款，解决“不敢监督”难题（借鉴上市公司独董制度）。公司治理的优化既需要新《公司法》的“硬约束”，也依赖企业自身的“软革新”。从Y公司案的教训看，短期内，要通过章程修订填补治理漏洞；中期，要建立第三方监督的常态化机制；长期看，则要形成“控股股东自律+小股东制衡+司法兜底”的生态平衡。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股权回购制度沦为“事后救济”，而是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
三、未来公司治理的协同完善路径
新《公司法》虽已为股东权利保护搭建制度框架，但根治控股股东滥权顽疾仍需多方合力。从Y公司案可以看出，单一司法救济往往滞后且成本高昂，唯有通过司法与立法联动、市场监管协同以及股东能力建设的多维路径，方能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救济”的完整治理生态。这里结合实务痛点，探索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是司法与立法的进一步联动。一方面，司法解释的精细化供给。量化“严重损害”标准。建议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将“股东投资目的落空”细化为以下可操作情形：连续两年无法获取完整财务信息（如Y公司案）； 控股股东单方否决所有利润分配方案；股东表决权被实质性剥夺。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指引。明确小股东只需证明“资金异常流动+控股股东控制力”（如Y公司案中1600万元当日转款），即触发控股股东的合理性说明义务。另一方面，立法引入行政惩戒机制。建立“民事+行政”的双重责任体系。 建议修订《公司法》时增设：对掏空公司资产等恶性滥权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处以违法所得1-3倍罚款；建立控股股东诚信档案，与信贷、招标等挂钩（借鉴《证券法》对实控人的规制）。与刑事责任的衔接。对虚构交易转移资金等行为，明确可适用《刑法》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类推适用。
二是市场监管与公司治理的协同。首先，构建智能化监管网络。通过建立资金异动预警系统，打通市场监管、税务、银行数据，对“即转即走”式资金流转（如Y公司案）自动触发核查；通过完善股东投诉快速响应机制，设立专门通道处理小股东举报，48小时内冻结涉嫌违规账户（参考深圳市场监管局“商事主体信用监管”试点）。 其次，分类监管的梯度设计。对于控股股东绝对控制的公司（如Y公司），监管重点在于关联交易和资金流向，典型措施包括强制季度审计和主要账户共管。对于股权结构相对均衡的公司，监管侧重于股东会程序和信息披露，常采取随机抽查股东会记录等方式。而对于存在对赌协议的公司，则需重点监管业绩补偿承诺及股权回购条款的履行情况，相应措施包括备案审查和资金专用账户监管。
三是股东权利意识与专业能力的提升。首先，实现从“被动忍受”到“主动防御”的权利觉醒。普法宣传的精准投放：在商事登记环节强制推送《股东权利清单》，重点标注回购请求权（如Y公司若提前知晓，或可更早维权）；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如制作“一分钟读懂Y公司案”等短视频，通过工商联等渠道向中小企业主传播。其次，强化专业工具的大众化赋能。股东协议范本库建设：由司法和行政机关发布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标准化条款，例如：“防资金掏空”条款：单笔超净资产10%的支出需全体股东签字；“知情权保障”条款：小股东可随时聘请审计机构，费用由公司承担。中小股东联合维权基金：试点设立区域性维权互助基金，为小股东垫付审计、评估等前期费用。
综上，公司治理现代化绝非法律单兵突进所能实现。从Y公司案的启示看，短期内需依靠司法裁判划定红线；中期要发挥行政监管的预防功能；长期则必须培育股东的自主博弈能力。唯有如此，方能将新《公司法》的文本优势，转化为中国公司治理的实际竞争力。
结语：迈向“权利平衡”的新型公司治理生态
Y公司案既揭示了控股股东滥权的积弊，也彰显了新《公司法》股权回购制度的演进力量，其标志着公司治理生态转向“权利制衡”的新阶段。股权回购已从“事后救济”升级为“治理杠杆”：通过高额回购成本重塑控股股东行为逻辑，以“可置信威胁”促其主动合规，推动企业从“控制权最大化”转向“治理最优化”。为实现真正权利平衡，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司法应输出智慧，细化裁判规则与专业陪审机制；立法与监管需协同，引入资金报备与诚信档案制度；市场应自我完善，发展治理评级与股东权利健康检查产品。
未来公司治理应具备预防性、适应性与可持续性，通过章程自治、第三方监督和差异化治理方案，推动股东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共生共赢”。新《公司法》的终极目标并非鼓励诉讼，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培育健康的股东文化。当权利平衡成为商业习惯，中国公司治理才会真正迈向成熟。
（本文作者：盈科涂丹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