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的缓刑适用一直是环境刑事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严格的缓刑适用规则：一方面明确列举了十种不适用缓刑的情形，体现从严惩处的司法政策；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两种可适用缓刑的积极条件，彰显恢复性司法理念。对判处缓刑的，法院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形成”缓刑+禁止令“的刑罚执行模式。这一规则体系平衡了惩罚犯罪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精细化的裁判指引。

1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的法律框架与价值取向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规则的确立，反映了我国环境刑事司法从单纯惩罚向修复与惩罚并重的理念转变。

1.1 法律渊源与规范演进

我国关于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的规定散见于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和加重情节作了详细规定，为缓刑适用提供了基础框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一)》第十七条系统规定了不适用缓刑的十种情形和可以适用缓刑的两种情形，形成了”负面清单+正面条件“的立法模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缓刑适用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加重情节的适用情形，体现了从严打击环境犯罪的立法倾向，同时也为缓刑适用提供了新的法律背景。

1.2 制度价值与功能定位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规则具有三重制度价值：惩戒教育、生态修复和风险预防。 惩戒教育功能体现在对严重环境犯罪的缓刑限制上。十种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将主观恶性大、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排除在缓刑适用范围之外，体现了对环境犯罪的严厉惩处。 生态修复功能是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的核心价值。根据《审理指南》，在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被发现之前，主动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积极修复环境的，可以适用缓刑。这一规定将缓刑适用与生态环境修复效果相挂钩，激励行为人积极采取修复措施。 风险预防功能通过禁止令制度实现。对判处缓刑的，法院一般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有关的活动。这种从业限制防止了行为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有效预防环境风险。 表：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的价值平衡

价值取向​	制度体现​	司法功能​	案例指引​
惩戒教育​	十种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过滤主观恶性大的犯罪人	王传新案中缓刑的适用
生态修复​	两种可适用缓刑的情形	激励行为人积极修复环境	江苏《审理指南》规定
风险预防​	缓刑+禁止令模式	预防再次实施环境污染行为	重庆《实施细则》要求

2 不适用缓刑的十种情形解析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的负面清单制度，将十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污染环境行为排除在缓刑适用范围之外，体现了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

2.1 拒不认罪悔罪的情形

不如实供述罪行和不退缴违法所得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和悔罪态度的重要指标。 不如实供述罪行表明行为人缺乏认罪悔罪的基本态度，不符合缓刑适用的”有悔罪表现“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认罪态度是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因素。 不退缴违法所得直接反映行为人贪利动机未消除，再犯风险较高。江苏省《审理指南》将”不退缴违法所得”列为不适用缓刑的情形之一，旨在剥夺犯罪收益，消除犯罪动机。

2.2 妨害司法及行政执法的情形

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是对抗执法的表现，显示行为人对环境法律秩序的漠视。 根据2016年《解释》，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尚不构成妨害公务等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将此类行为列为不适用缓刑的情形，体现了对司法权威和执法秩序的特别保护。 在”王传新案”中，法院强调了被告人主动投案和积极修复环境的积极行为，从反面印证了对抗执法行为的不良法律后果。

2.3 特殊区域、特殊时期犯罪的情形

人口集中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等特殊区域和特殊时期的污染环境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可责性。 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排污，直接威胁公众健康，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解释》明确规定此类情形应当从重处罚，自然不应适用缓刑。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顶风作案，显示行为人漠视环保要求，主观恶性较大，应当严格限制缓刑适用。

2.4 主体特殊、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法排污、曾因破坏环境行为受行政处罚又犯污染环境罪、跨区域排污等情形，基于行为人的特殊身份或历史表现，应当严格缓刑适用。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本应模范遵守环保法规，却利用特殊身份和资质违法排污，知法犯法，应当从严惩处。 曾因破坏环境行为受行政处罚又犯污染环境罪，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较大，教育矫正难度高，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跨区域排污和向重点水域排污等行为涉及范围广、查处难度大、社会影响恶劣，应当限制缓刑适用。

3 可适用缓刑的积极条件与司法认定

符合法定条件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在全面评估社会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的基础上，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3.1 犯罪发现前的主动补救行为

在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被发现之前，行为人主动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积极修复环境的，可以适用缓刑。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主动悔改行为的激励。 “被发现之前”​ 的时间节点要求行为人补救行为出于自愿而非被迫。江苏省《审理指南》将这一时间点明确为”在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被发现之前”，强调行为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主动采取应急措施包括为控制污染扩散、降低环境风险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在”叶飞、周卫兵污染环境案”中，法院考虑了被告人事后处置情况，虽未适用缓刑，但体现了对事后行为的关注。

3.2 立案后的积极补救与赔偿

案件经刑事侦查立案后，行为人采取应急措施，挽回全部损失或基本消除污染影响的，可以适用缓刑。对于因客观原因导致环境难以全部修复的，已经赔偿全部损失和足额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的，也可以适用缓刑。 立案后补救的时间节点虽晚于”发现前”，但仍能体现行为人的悔罪态度和补救意愿。江苏省《审理指南》规定”案件经刑事侦查立案后，采取应急措施，挽回全部损失或基本消除污染影响”可作为适用缓刑的条件。 足额缴纳生态修复资金是环境犯罪案件特有的责任承担方式。在生态环境难以实际修复的情况下，通过资金赔偿实现替代性修复，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重庆市《实施细则》规定”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可作为从宽处罚的情节。

3.3 缓刑适用的综合判断因素

除了上述积极条件外，法院还需综合考虑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危险性以及对社区影响等因素。 犯罪情节较轻是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在”王传新案”中，法院指出”认定缓刑适用条件中的’犯罪情节较轻’与作为情节加重犯的’情节严重’，在评价目的、参照标准和评价内容等方面有所不同”。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情节严重”，仍可能被认定为符合缓刑条件的”犯罪情节较轻”。 悔罪表现应当真实、充分。包括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等行为。在”王传新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传新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系自首”以及”对污染侵蚀的土壤进行无害化应急处置”是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4 禁止令的适用规则与功能实现

对于判处缓刑的污染环境罪犯罪分子，法院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形成”缓刑+禁止令“的刑罚执行模式。

4.1 禁止令的内容与期限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是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有关的活动。这一限制旨在防止行为人在缓刑期间再次接触污染环境的机会，降低再犯风险。 禁止令的期限与缓刑考验期相同，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禁止令的执行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监督，违反禁止令可能导致撤销缓刑的后果。 “与排污有关的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参与排污工作、管理排污设施、决策排污行为等。根据《刑法》规定，禁止令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具有可执行性。

4.2 禁止令的监督与违反后果

禁止令的监督执行需要多方协作。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日常监督，生态环境部门配合进行专业判断，公众参与提供线索，形成立体化监督网络。 根据江苏省《审理指南》，”生态环境部门根据禁止令，对上述人员担任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依法不得发放排污许可证或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这一规定实现了刑事制裁与行政管理的有效衔接。 违反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严重。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这一规定保障了禁止令的强制效力。

5 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权与程序保障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涉及复杂的司法裁量，需要严格的程序保障以确保裁判公正。

5.1 法院的裁量因素与判断方法

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需综合考量污染程度、主观过错、补救效果、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 污染程度包括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时间、影响范围等。在”叶飞、周卫兵案”中，两被告人非法倾倒废酸高达30余吨，远超3吨的入罪标准，法院未适用缓刑。 主观过错程度是判断行为人再犯危险性的重要指标。在”王传新案”中，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本身为法定犯，其相较于自然犯而言危害行为的社会危险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这一认定影响了缓刑适用。

5.2 缓刑适用的程序保障机制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需遵循法定程序，确保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听取各方意见是重要程序要求。江苏省《审理指南》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拟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可以听取相关机关的意见”。这一规定有助于法院全面了解案件背景和社会影响。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缓刑适用的重要程序保障。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犯罪，法院通常更加谨慎。江苏省《审理指南》明确规定：”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6 实践困境与制度完善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需通过规则细化与机制创新予以完善。

6.1 缓刑适用的实践困境

判断标准不够具体是当前缓刑适用的主要困境。尽管有”负面清单”和”正面条件”的规定，但如何评估”社会危险性“、”社会影响“等抽象概念仍缺乏明确标准。 地区差异现象较为明显。经济发达地区与环境脆弱地区对污染环境罪的容忍度不同，导致缓刑适用标准不一。重庆市的《实施细则》与江苏省的《审理指南》在缓刑适用条件上存在细微差异，反映了地区间不同的司法政策。 禁止令执行难问题突出。禁止令的有效执行需要多部门协作，目前缺乏高效的衔接机制。生态环境部门与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责任分工不够明确，影响禁止令的执行效果。

6.2 制度完善路径

细化判断标准是完善缓刑适用的基础。可借鉴量化评估工具，对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减少裁量随意性。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为下级法院提供具体指引。王传新污染环境案等案例对缓刑适用条件的阐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完善禁止令执行机制是保障缓刑效果的关键。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法院、社区矫正机构、生态环境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形成监督合力。

结语

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规则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具体体现。未来，这一制度可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案例指导的强化：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细化缓刑适用标准，统一裁判尺度。评估工具的引入：开发科学的风险评估工具，对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进行客观评估。跨部门协作的深化：建立法院、司法行政、生态环境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机制。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准把握缓刑适用条件是实现环境正义的关键；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明确的缓刑规则提供了悔改激励；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合理的缓刑适用是生态福祉的保障。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制度规则的持续完善，才能构建既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又有效促进生态修复的缓刑适用体系，实现环境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