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州中原区法院的调解书送达胡女士手中时，这个为家庭操劳八年的全职主妇终于松了口气。她最初只敢主张5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最终却通过调解获得了25万元的经济补偿。这个案例让人们开始关注：全职主妇在离婚时，如何让多年的家务付出得到合理回报？《民法典》实施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究竟给全职主妇带来了哪些实际保障？

法律为家务劳动“定价”

过去，我国《婚姻法》规定只有在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全职主妇才能主张家务劳动补偿，而现实中大多数家庭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这导致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形同虚设。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第1088条彻底打破了这一限制，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这意味着无论夫妻采用何种财产制度，承担较多家务的一方都有权获得经济补偿。

2025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补偿范围进行细化，把诸如“职业资格贬值损失”以及“远程育儿成本”这般的新型家务贡献纳入到补偿的范畴之中；在北京的一起案例里，法院甚至把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年检损失都计入补偿金额，这无疑体现出对家务劳动者在职业发展方面所做出牺牲予以认可，而这些法律变化也恰恰标志着家务劳动已然从“道德义务”正式转变成为“法律权利”，使其价值终于在司法层面得到明确的认可。

补偿金额背后的计算逻辑

尽管法律已经明确了补偿的权利，但在实际判决过程中补偿金额却存在着巨大差异，依据扬州大学的相关研究显示，在241份的判决里面，补偿金额从3000元到30万元呈现不等的状态，其中1万至5万元的案件出现频次最为常见，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家务劳动价值评估具备复杂性，法官通常情况下需要综合考虑多种不同的因素。

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计算思路：公式计算法和自由裁量法。公式计算法通常考虑当地家政工资、婚姻年限和职业损失等因素。以上海为例，一位全职主妇的补偿金额可通过“（当地家政工资×贡献系数×婚姻年限）+（职业中断前薪资×行业增长率^中断年限）”的公式得出，曾出现过187万元的高额补偿案例。而自由裁量法则由法官根据家庭实际情况酌情判定，大连普兰店区法院的法官就曾参考当地人均收入和男方支付能力，最终判决3万元补偿。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2025年新的司法解释明确提出要求，补偿金必须从义务方的个人财产当中予以支付，不得占用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这一规定有效地避免了出现“补偿款从共同财产之中支出，左手补右手”的尴尬局面，进而确保了补偿所具备的实际意义。

全职主妇的权益保护指南

若要让家务劳动补偿从法律条文切实转变为实际的权益，全职主妇就需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权益保护方法，证据保留属于关键的环节，可以构建“证据金字塔”体系，其基础层乃是日常电子记录，比如扫地机器人的工作日志、智能冰箱的采购记录、微信支付的账单等客观的数据；中间层则是社区证明、邻居证言之类的第三方见证；顶层便是由专业机构所出具的家务劳动评估报告，这些证据能够有效地证明家务劳动的强度以及价值。

在财产保护方面，需建立“三阶防御机制”：婚前签订财产协议明确家务价值，婚姻中定期梳理共同财产清单，发现转移财产迹象时立即申请财产保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判例已经认可小红书账号等数字资产的家庭贡献价值，这类新型财产也应纳入保护范围。

离婚时主张补偿需把握时机，根据法律规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必须在离婚时提出，离婚后再主张将无法得到支持。同时可同时主张多项权利，除家务补偿外，还可根据情况主张离婚损害赔偿或经济帮助，形成权益保护的组合拳。

从个案正义到社会进步

虽然仍旧有案例表明全职主妇历经10年的家务劳动仅仅获得2万元补偿（日均不足6元），不过司法实践正逐步朝着完善的方向发展，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女性因承担家庭责任从而放弃职业发展的，在离婚时理应获得独立的经济补偿”，这无疑标志着社会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认知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所具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补偿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家庭内外劳动等值”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当一位母亲辅导孩子作业所花费的时间能够折算为家政服务费，当放弃职业晋升机会所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法律认可之时，我们的社会正在朝着实质平等稳步迈进；全职主妇们需要知晓，法律不仅仅认可她们的劳动，更珍视她们为家庭所付出的爱与责任，在离婚时勇敢地主张自身权益，并非是斤斤计较，而是对于自己多年来付出的一种合理的交代。

（本文作者：盈科白云卿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